顾影自怜才能自以为是。现在很多时候都在发呆，认为很多事情做与不做的意义区别不大。可能真是老了，记得几年前，还是很容易激动的。

     其实，为了避免夜深人静时的那种空虚之感，人应该树立远大理想，达到某种“人”所能做的事情的极致。

     一位大哥曾经说过，人选择什么无所谓，最重要的是选择之后怎么做。我仔细一琢磨，是这么个道理。一年一年时间过得好快，不断在做实事的人才值得敬佩。又想起，我的导师跟我说过，陈子展先生那一辈的老人，你问他们某某学问怎样，他们只有两种说法，一是他什么都不是，二是我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也是这个道理。 

     不太愿意在博客上写些哲学命题，大家都很忙、很累，没时间想来想去。但今晚还是写下了这样一个是或否的命题，姑且算是兴之所至吧。

     人都有选择的机会，但如何选择就成了麻烦。究竟你认可的，是否能达到你理想的效果呢，这个就很难说。但是如果一个人始终自以为是的话，别人对他也就无可奈何。

     在这样难辨是非的困境下，我们发明出了人各有志的说法，彼此无法改变，只好彼此忍受。

     于是又有了随心所欲，总之自己认准的事，去做了就万事大吉。

 

      其实，还有一种生活态度，那就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也是一种高超的人生智慧，在种种利益博弈中，通过克己复礼，可以实现一种始终动态的和谐。

     请大家原谅我上面一句说的如此笼统，但我隐隐觉得这样的态势最能利人利己。

     其实我现在住的房子非常风凉，但就怕没风。今天很长时间就是没风，我脱的只剩眼镜，仍然汗流不止。由于坚决响应国家以及省政府节能减排的号召，我坚持没开空调。现在连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的忍耐能力了，要知道我可是青岛人哈，青岛夏天最热也不过是30度，而济南动辄就三十八九、四十度，在众多济南人以及到济南来混饭吃各地人大呼天怎么这么热时，我依然故我地坚持不打车，挤公交，去采访，甚至宁肯多走一站路，也不坐不用月票的k字公交车， 而且自始至终都乐在其中，安分守己。

     有一点想不明白的是我的体重，这一年里，貌似我有胖了如多，用偶师妹小吴同学的话来说，是愈加圆润了。但同志们，我其实现在真的是很勤奋，每天都坚持走路采访，而且经常是中午被人请喝了一顿乱七八糟之后，然后到晚上九点了回家泡碗面吃吃，基本克制自己不买太贵的零食，按说应该不止于营养过剩，但还是在胖。

     说起来现在缺少那种大运动量的运动，这可能是胖的原因之一。胖了之后，就很担心生与胖有关的病，生病要休息，要休息就不能写稿，不写稿就不能赚奖金，不能赚奖金，我倒无所谓，以后我儿子、孙子怎么办？要知道小孩他爹或者他爷爷没钱，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所以，为了不让我儿子孙子丢人，我还是要坚持锻炼，保持健康。

     大雨之夜，让我深深感受到什么是记者的职业精神。 

     第二天n多读者看了我们的报纸之后，都打来电话，或者自发在网上发帖子，想了解雨情就看我们的报纸。有些人还问，当时所有的人都在躲雨，你们记者怎么敢跑到现场去？还有很多人说，从此之后只看我们的报纸了。

     同城另一份报纸报的新闻几乎全是记者在回家路上，这帮哥们一看天不好，全往家跑，当然还有等着发政府发来通讯员通稿的。而我和我的同事们几乎没有一个退缩的，都始终坚守在岗位上。也许这就是大众报人打遍山东无敌手的一点精神吧。

     回想那一夜，我接到了一个通讯员朋友的电话，让我找个热线的兄弟去现场看电死人，但那会热线的兄弟都不在办公室，于是我就去了，当时那个通讯员很震惊，她原来以为我已经下班了，或者这事明天再去采访。当时雨还下着，现场情况一点也不清楚，有可能我去了也会被电，但当时确实没想太多，反正要把这条新闻采回来，看看究竟这场雨给济南带来了什么。后来看到中青报原封不动地在他的稿子抄了我的稿子。

     我感谢我的职业，虽然到现在我也并不喜欢这个职业，但我觉得人应该有点职业精神。一直到我24岁的时候，我都主要在书斋里跟书打交道，当时打算这样读下去读一辈子，后来由于谋生的需要，虽然也有其他一些选择，但我还是稀里糊涂作了记者，当时的转变其实很痛苦。在这两年里，我吃了很多苦，但是我确实学到和感受很多东西。

     在我身边有快40岁还值夜班跑热线而自得其乐的老大哥，从他们身上我琢磨出人做事首先要有个心态，认同自己的岗位，一点一滴去做。人需要有追求，但更需要脚踏实地。包括我研究生时期的导师，由于历史的原因，快三十岁了才考大学，快四十岁了被人逼着换专业研究方向，但他当时依然在顽强拼搏。不一定每个人都成为成功者，都能压着别人一头，有些时候人变成啥样其实也是客观造成的，但难得的是出于劣势还自强不息。

    

     今晚和今年新加入到我们单位的两个复旦中文系小师弟吃了顿饭，他们今天前来报到，据他们说，这次复旦有5人到集团工作，中文两本一硕，新闻两本，今年集团共招聘了28人，今天听说山大研究生占去了14人，复旦在剩余14个名额里面占到了5席，相当不易。今年人大居然没考进几个，爆出冷门；北大、清华今年考进来的也零星几人；南开、南大好像也进了好几个；今年貌似还破例收浙大的了，好像也寥寥。

     3月招聘时，貌似这些学校都来了很多人，山大当然最多，但集团好像控制了山大的比例，保持在报名人数的半数左右，最后晒来晒去，也有好几百号人来考试。实际上两年来复旦校友来到集团里也相当凋零，上海风格似乎并不适宜于山东的风土。

     这批新人一来，转眼我也成了老人。回首两年工作，感慨虽多，但也发不出来。总之，感受到了很多东西。

     前些天济南在晴天白日下，一条交通主干道上发生一起爆炸案，场面惨不忍睹，具体情况朋友们可以用baidu搜一下，上面有群众自发拍的照片，真实再现了当时的场景，堪比战火纷飞的巴格达。由此还牵扯出很多只有在反贪揭黑小说中才会有的人物故事，大家都可以通过互联网查到有关的各方面信息，在此就不多赘述。

     爆炸发生之后，济南老百姓向来引以为荣的城市安全感顿时打了折扣，虽然这个城市表面上非常安宁，但发生这件事之后，人们觉得可能这个城市随时都能发生些出人意料的惨事。

     果然，昨天下了场雨，天气预报也报道了，说下午会有大雨，市民要注意防雨。“不就是一场雨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怎么还不下呢？”一直到昨天下午四点，天气还是酷热而清朗，大多数人可能都有我这样的想法。 五点了，办公室有人喊：“天阴了，下雨了！”大家凑到15楼的玻璃窗上望着天空，果然下起了大雨点。

     “可下雨了，凉快多了哈。”同事们都在说。大家继续低头写稿子，摄影记者走在各个窗口上向楼下拍着雨中的照片，大家各安其分。“这么大的雨该出去采访一下了吧。”半个小时后大雨还是没停，总编发了话，有几个兄弟坐上热线车冲出去了。我继续低头写稿：去采访大雨有啥稀奇，我采访过多少次了。

     半个小时又过去了，雨越下越大，这时出去采访的兄弟打回电话了，雨势太大，采访车被困在水中了。马路已经成了河道，汽车在上面漂着，相互撞着；102电车已经不敢开了，都停摆了；人更可怜，都看到有人被水冲走了，大家正在竭力抢救。

     这时候的热线一个接一个的打过来的，我们这里死人了，被水卷到下水道里淹死了；这里有人被电死了……下雨怎么会死人呢？这时我震惊了。

     八点半的时候，一个电话打到了我的手机，六点钟一对夫妇过马路等车时被路灯杆电击了，男的死了，女的昏了，我随即坐上采访车奔赴现场，雨还在下着，走在济南两条主干道经十路和经七路上满目疮痍，到处都是搁浅了的汽车，积水成河，沙泥遍布，走几百米就能遇到汽车相撞，仿佛这个城市刚刚发生一次战争，一种苍凉之感在心底油然升起。

     在路上接到电话，说人已经送到省立医院了，直接去医院，人已经没了，死者的亲戚把我当成救星一样，让我主持公道：六点钟发生的电击，到了八点多，救护车还没来。我只能叹息，救护车又何尝不想赶过来，但整个城市交通都瘫痪了啊！

     再次回到报社写完稿子时，已经是夜里12点，我下楼打车回家，愣是在大厦楼下等了四十分钟才打上辆车，司机跟我多要了不少钱，我说你只要把安全送回家就行了。到一点钟，我到了家，躺到床上却久久不能睡去……

 

 

     最近和同学们一聊天发现大家都在成家立业，不错不错。

     昨天看过一篇文章，忘记在那里看的了，内容大致是离开学校之后，会特别怀念，感觉在工作岗位上处处不适应，特别是在学校里学习好的那部分同学，发现很多衡量尺度都变了，没有那么多成就感了，文章的最后又说可再回到学校里看看师弟师妹们时，却发现原来这些校园生活的视界是那么单调和青涩。

     当然刚才在大便时候，又从一本书上读到这么一句，如果我们所有人都按照自然规律水往低处流，结果大家就都在洼地里相遇了，然后挤在一起爬不出去。但我觉得，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起码争取到一个往低处流的机会。

     我生来爱吃烤肉，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些天我却实在难以容忍那些大街小巷烟熏火燎的烤肉摊了。

     首先吃一次就要拉一次肚子，我认为可能是因为我的肠胃不适合于济南的烤肉；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济南街头的这些烤肉并不卫生，里面什么都烤，难免有变质的，有不适应于实用的。

     其次是架不住互相逼着往死里吃。以今天中午为例，部门同事本来说好去相对正规点的巴西烤肉吃，结果去了之后，好几个人说不喜欢这里的环境，坚持要去回民小区狂吃街头烧烤，少数服从多数，去了之后，就在两张拼起的桌子上，不停地上着各类肉串，吃，吃，吃……一直吃到吃不下，到恶心的程度，但其他同事似乎还意犹未尽，声称前日曾经吃了整整一晚上。等回单位之后，我就开始肚子痛，然后就去拉稀，在这个任着隐隐作痛的过程中，我仍旧坚持写了近四千字的烂稿，才作罢回家继续拉稀。

     这里不得不说几句我同事的闲话，首先说，我们集团干活的主力同事几乎没有啥少爷羔子，都是起于贫贱，意外发家，小富即安，但从生活习性上基本还改不了贫贱时的习惯，在这点确实比不过其他地方的很多单位以少爷羔子为主，饮食习惯上起码精致不少，这点就像毛主席他老人家爱吃红烧肉，而从鲁迅全集里发现周树人先生吃遍了天南海北的美食一样。

     济南大街小巷都在烤肉串，说来也不稀罕，但在那些简陋的小马扎上却也经常看到些青春靓丽的当地姑娘的身影，就让我颇为费解了。但这些女孩子们就是在那里豪爽地吃着，又让我也说不出别的什么来，这也许就是济南女孩子的风格吧。

     我们青岛的烤肉不是这样，炭烤的烤肉在青岛并不多，即使有，人们吃起来也会说句炭烤的是不是不卫生而且有可能致癌啊。离我家两站有个电烤肉串的生意很红火，在80年代的时候，就1块钱一串了，那是我幼时的美食。当时我曾许愿，等我赚钱了，我要吃烤肉吃个够。后来在复旦北区阿康也有烤肉卖，要5毛钱一串，烤得技术并不比济南的高超，也是炭烤，而济南只要三毛一串。那时候快要毕业了，晚上到八九点钟时，总要叫上几个兄弟一起吃上几串。

     昨晚回家吃了饭，就到床上迷糊过去了，再一睁眼已经11点，洗了个澡，又睡去。一觉到第二天上午九点，起来大便了一下，又睡了过去，直到11点听见有人貌似按我家门铃，才起来，发现听错了，就打开电脑玩了一局实况足球，吃了点零食，又困了，再次睡去，到醒来的时候已经快四点了，稍微一梳洗，便去了单位，用半个小时写完了一篇烂稿投上走人。之后去了趟泉城路吃了点鱿鱼圈和猪大肠，算是补上午饭，然后去国美买了样尤其在夏天需要的家电，又坐车回家，到现在又困了，还是想睡觉去。（当然这中间我利用上厕所大便的时间认真阅读好几篇南北朝时期的骈文，感觉不错。）

 

 

 

 

    今晚写稿完毕已经八点，回家泡了两包方便面吃了，之后想买个西瓜或者喝瓶可乐，又担心持续长胖，且买东西就要花钱，还有也是懒得下楼，故而作罢。感觉很累，用三个小时制造了三千多字的稿子，打开电脑后也没心思浏览当日新闻寻找明日可以做的新闻线索。在冒出msn新闻索引中看到了“四大天王”字样，突然感起兴趣来，打开土豆网，搜起了香港曾经的“四大天王”同台演出的影像。

     那时候我还是初中的学生，第一次听到类似“四大天王”的名号时，内心很抵触，但还是很好奇。他们的一举一动跟我们生活的世界有很多不同，但他们的那些举动，我们又完全可以又很容易模仿，在模仿的过程中，我们又觉得很自然。香港电影和流行歌曲的思维和情感很简单，都是些个人的本能小情感。但我们从小却缺乏如何表达这些个人小情感的形式。

     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和外界舆论以及传媒都在以我们是一项事业接班人来培养的，这是一个蓄谋已久的长远计划，什么都要按照这个长远计划来，究竟我们这样做能不能最终实现这个计划，我们一切的思维和情感都要与这个计划挂上钩。但孩子在成长中个人情感的表达方式却被忽视了。

     “四大天王”什么的，确实很浅薄，但每个人都有需要浅薄的时候。

    

     过了25岁之后，我没事的时候就愿意琢磨我上几辈的人生际遇，这让我感觉活得逐渐踏实。人生不过百年，转来转去，其实总是个老样子。

     从小我是由姥姥看大的，姥姥常说句话：“人生是个命，有些事不求自来，有些事求也求不来。”01年姥姥去世的，她在床上躺了九九八十一天吃不下喝不下，那年她83岁。我五六岁的时候，姥姥爱跟我讲她五六岁的事，那时候她还在老家，一个叫苏姑娘的德国女人拉着姥姥的手，教她们祈祷，祈祷的内容姥姥记不住了，但只记得苏姑娘的手冰凉，于是姥姥以为外国人的手都很凉。姥姥读了一年私塾，她的写字本上画的全是红圈，但第二年男女合校，姥姥的父亲不让姥姥读这样的学校。

     姥姥排行老六，家里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姥姥经常说，那时候家里有个炮楼，自己也有人伺候，是家中的六小姐。但姥姥在家中并不幸福，姥姥的爸爸管得很严，貌似姥姥对什么都没有选择的权力。

     我出生也晚，到80年代中期，姥姥的亲戚好像已经很凋零了。记得五六岁的时候，有个姥姥在东北的表哥来我们家走亲戚，那个爷爷好像年纪很大了，不过他和我一样对三国杨家将之类的评书很感兴趣，老听我讲刘关张杨六郎，那个爷爷就很喜欢我，说我聪明，我也很喜欢这个慈祥的爷爷，可惜他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就回东北了，我还感到很遗憾。不过后来我从爸爸那里知道，这个爷爷曾经是40年代中叶他老家还乡团的首长，死在他手上的革命群众不计其数，在49年逃到了东北，隐姓埋名了几年，最后投案自首了，由于在狱中表现很好，提前刑满释放，分配到一家国有企业工作，而他和他的儿子在这家工厂里干得都非常好，都被评为了该市的劳动模范。

    到80年代，姥姥另外一个至亲是在老家她的亲侄子，我的洪立大爷。洪立大爷到五六十岁了都是单身，黑瘦，每顿饭吃不了几口就说饱了，人特别实在诚恳和仁义，绝对的好人。他很喜欢我，我小时候他来我们家经常给我讲故事，他给我的感觉是特别温顺，谁都能急的事，但我洪立大爷绝对急不了。据说，他在老家虽然很穷，但对身边的人也一直是帮贫济困，曾经资助两个远房亲戚孩子考上了大学。但后来我才知道，洪立大爷的爹也是个双手沾满革命群众鲜血的大地主，作为地主崽子，他挨了几十年的斗，到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就成了这个样子了。

     洪立大爷具有超常的记忆力，已经是快70的人了，现在对n年前发生的事都记得一清二楚，看过的书基本都是过目不忘，作为前外交部长李肇星的老乡和同龄人，洪立大爷跟肇星同志长相还有几分相似，我常常想，如果不是历史的捉弄，没准现在在外交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那个老人就是我洪立大爷。

 

     上周五下午回了趟家，出于对动车组变态票价的抵制，没有坐传说中的动车组，而是坐了长途车，跑了足足有五个小时，才到了青岛，当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一下车，一种熟悉的大海潮湿空气的味道扑面而来，顿感精神一振。隐约记得在济南上车还浑身是汗，而这时却感到阵阵凉意。打上辆出租车，从长途车站向家的方向一路开去，我不停地朝车窗外贪婪地看着马路两旁的街景。已经半年没有回家，发现只在这半年里这个城市就有了很多变化，新建筑越来越多，而我上学时每天经过的那些建筑却显得越来越陈旧。看着街头来来往往操着各类方言和普通话的人们，这个城市似乎对我也越来越陌生。

     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我的曾祖父离开了老家，带着老婆孩子到青岛闯荡，40年代最鼎盛的时候，也曾经有过几家店，好在到48年、49年的时候，这些店都破败了，解放后的家庭成分没受这些店的连累。听祖母一辈的人说，曾祖父是一个很有闯劲的男人，可惜在天翻地覆的那个年代，曾祖父下错了政治赌注，让两个儿子都跟着蒋委员长的队伍去了台湾，而这也成了全家人几十年的牵累，全家人都挂上了“逃台家属”的帽子，干什么都被人歧视。

     到我出生的时候，曾祖父早已过世多年，而他去台湾的儿子在80年代中叶即将可以回青探亲之前一年也去世了，父子最终也没有见上面。蒋委员长曾许诺跟着他走，等将来会拿两亩地给家属，但那时候人都没了，这“两亩地”也就留给了台湾的家属。风雨四十年，我家却总是在雨打风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