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博敬按：别的话就不多说了，我的导师徐老师已是花甲之年，数年前就已评上博导，但他老人家仍论文一篇一篇地写，论著一本一本地出，实在让我这作弟子的为自己在事业上的偷懒而深感汗颜。想来唯有加倍努力，时刻向恩师看齐。

我研究叶嘉莹的缘起

    我在给复旦学生开设的《比较文学导论》课上，介绍海外比较文学著名学者或讲述欧美比较文学现状时，总要谈起海外华裔学者的比较文学研究情况，这时候，我常要提到三位著名的华裔学者，他们是——生前任教于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若愚教授，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叶维廉教授，以及已在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退休的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叶嘉莹教授，他们三位研究和教学的领域都涉及了中国文学和比较文学两个领域。相比之下，三位中我对叶嘉莹先生的情况更熟悉些，这主要因为她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回国讲学的次数比较多，报纸杂志的报道也多，加上她的讲学内容和出版发表的论著与中国古代文学联系非常紧密，很多问题直接就是对中国古代诗词的评论和鉴赏，且在此基础上有机地引用了西方理论和方法作阐述或中西比较，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对她要比前两位更加熟悉。

    我与叶嘉莹先生曾有过书信往来，这起因于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华裔女作家张凤女士。热心的张女士在与我结识后，把我介绍给了叶先生，于是我和叶先生之间便有了通信往来。其时，叶先生已在南开大学定期讲学，南开为之专门成立了中国文学比较研究所(后改名为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叶先生曾在来信中说，我可以到他们的研究所从事客座研究，但由于当时我的研究课题和他们研究所的既定研究方向不太切合，这事也就作罢了，然而这事情本身，即叶先生的热情邀请和诚恳挚意，感动了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应该说，以上所述乃是“缘起”的前提。2006年初，我在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日本楚辞研究论》并正式出版著作《日本楚辞研究论纲》后，开始酝酿新的研究课题。我很想继续在海外汉学方面拓展，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研究领域，对中国文学的走向世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拓宽视野和领域，以及现代社会条件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都很有价值和意义。于是，由比较文学和海外汉学，自然萌生了对叶嘉莹先生的中西诗学研究作专门研究的念头。叶先生的研究不仅体现在她的中国古代诗词的评论鉴赏方面——这方面她毫无疑问是大家，可以说，迄今为止国内(包括台湾)几乎无人可与她相比(指质和量的总和)，而她在做评赏古代诗词的过程中所体现的另一面——有意识地引用西方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诗词作深入的剖析、比较和评赏(尤其对词)，国内恐怕就很少有人在这方面涉猎了。为此，我便决定立下专题，对叶嘉莹先生的中西诗学作专门系统的研究。决心虽下，但要真正完成，有一个前提是必须面对的，即此项研究一定要得到叶先生本人的首肯和支持，倘无此先决条件，此事恐怕难以成功，即便单方面做了，恐怕也会徒费心力。于是我便写信与叶先生联系，希望得到她的认可和支持，没想到，她得悉此事后，欣然赞同，并愿意提供资料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给予指导，当时还身在加拿大的她，为此曾直接给我打隔洋电话，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莫大的鼓励和鞭策。

    当然，与叶先生的直接见面完全是因为我的要求，因为据我知道，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拥有关于叶先生创作、研究、教学以及学界对她评论和研究等多方面的资料，这些资料肯定比其他任何图书馆都更全，叶先生作为南开大学特聘的讲座教授，她每年在南开教学与研究有半年左右时间，这就促励我应该去南开，和她当面直接沟通，特别是有关她生平的一些问题，需要她帮助解答。于是，为了课题研究的需要，我提出了希望能到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作短期访问的要求。没想到，这个要求很快得到了叶先生本人和南开大学的支持，他们正式邀请我作为访问学者到南开作短期访问。在叶先生的南开寓所，我就自己所需要了解的问题作了直接面询，叶先生都热情地一一作了解答。

    我的研究课题由此正式确立——包括叶先生的生平经历、她的中西诗学研究与中西文学的比较，以及她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贡献和成就等。

    (《叶嘉莹与中西诗学》，学苑出版社2008年即出)